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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东:重塑我们的家庭文化
作者:未知 信息来源:中国青年报 点击数:708 更新时间:2012/12/24 8:52:57

  《中国青年报》2012年12月19日(作者:刘东)题:重塑我们的家庭文化


   
清华大学教授刘东
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大布乡王庄村,家人和亲友在为112岁的王景之老人祝寿。CFP供图
    丰子恺绘画作品
    丰子恺绘画作品

      如果说,激进革命曾使现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,呈现了二元化的断裂,一边到外间接受风暴的洗礼,一边还在家中保守最后的亲情,那么,这种革命的进一步发展,特别是在登峰造极的浩劫时期,就更加无情碾碎了家庭这个传统文化的最后细胞。骨肉之间的反目、父子之间的成仇、夫妻之间的离间,曾被当做“先进”的事迹,被大肆鼓励和高调宣扬。
      作为残酷的报应,如今充盈到耳际的各种消息,无论是从公而言,还是就私而论,上至政经大事、下至家务小事,如果能看得透彻些,就全都凸显了家庭文化的败坏与缺失。这个最小的社会细胞,已不再能为创造性转化的进程,提供足够的文化支持。也只有到这时候,人们才有可能省悟到,把“传统”与“现代”截然对立起来,有多么短视与荒唐。
      我们辛辛苦苦建造和维系的家庭,究竟应当传给后代什么?
     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,中国的家庭虽已不是原样的传统社会单位,因为它们在“全能社会”中受到很大的削弱,然而它们在那个原始积累的阶段,仍起到了基本的经济纽带作用。在这种建筑于血缘上的社会单位内部,毕竟交易成本最小,而相互信赖最大。
      然而,一旦亲密合作的收益来到了,那么由于家庭文化的残缺,事情就已经在走向反面了,而且还完全可以预见:从现在开始,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,这种文化上的缺失,会形成更加尖锐的挑战。
      各种各样的信息,向我们呈现出了这样的局面:所谓富二代、官二代等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,更不要讲,很快就还会有“富三代”、“官三代”的问题刺眼地凸显出来。一个家庭的起点越高,怎么反而对下一代的人格成长,构成了公认的和普遍的障碍?由此暴露了严重的社会病症。
      这迫使我们去仔细思考:我们辛辛苦苦建造和维系的家庭,究竟应当传给后代什么?其实说来说去,也无非就是四种排列组合:
      其一,除了赤贫,什么都不能传承给后代。如果是那样的话,情况当然会比较被动,因为孩子的起点会很低,什么都只能靠自己打拼,大获成功的几率相当微小,充其量是慢慢向上流动,给再下一代创造机会和充当阶梯。
      其二,不过,也许人们未曾想到的是,相形之下或许更坏的反倒是,只传给后代以身外之物。这个起点看似颇高,身在其中者还会被认作幸运儿,然而,由于终点往往可怜或可悲,有时甚至比前一种的危险更大。对此,我们只要把分别来自中国和西方的两句谚语叠加起来,就可以看得很清楚:一方面是,“富不过三代”;另一方面则是,“当过帝王,方知当百姓之不易”!
      更不要说,家族给后代留下了过多和过于笃定,也会让下一代无法获得基本的自由。法国哲学家萨特,基于其强调个体存在的现代意识,就曾非常独特地描绘出此类问题。他在小说《一个企业主的童年》中写道:
      有一次散步回来,爸爸把吕西安抱在膝盖上,对他解释什么是头头。吕西安很想知道爸爸在工厂里是怎样和工人们讲话的,于是爸爸便告诉他应该怎么办,他的嗓音也完全变了。“我是不是也会成为一个头头?”吕西安问。“当然喽,我的小乖乖,正因如此我才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。”“那我将指挥谁呢?”“我死以后,你将成为我工厂的老板,你将要指挥我的那些工人。”“可是他们也要死的。”“那你就指挥他们的孩子。你得学会让人服从和让人爱戴。”“我怎样才能让人爱戴呢,爸爸?”爸爸想了想说:“首先你必须记住他们每个人的名字。”吕西安深受感动。当工头莫雷尔的儿子来家里报告他父亲的两个手指被轧掉时,吕西安同他既严肃又和蔼地谈了话,两眼直盯着他的眼睛,并且直呼他莫雷尔。妈妈说她为自己有一个如此善良,如此富有同情心的儿子感到骄傲。
      而研究萨特小说的学者,则就此分析道:
      中篇小说《一个企业主的童年》涉及重大的哲学命题:人是什么?来到世上干什么?吕西安作为企业主的继承人,前程早已由家庭为他安排妥当。但他自己不清楚自己是谁,该怎样生活,怎样决定自己的命运。他年幼时,按照家人给“乖孩子”制定的行为规范而行动,让他感到与演戏没什么差别。进入少年时期,他开始探索自我:我是谁?……经过长期努力,他摆脱了恋母情结、同性诱惑、胆怯怕事等,但始终无法为自己界定。他觉得真正的吕西安并不存在,只有一具白生生的、徬徨无主的行尸走肉。“我是什么呢?”勒莫尔当的评语也不合适。他说,吕西安到头来变得“一块明胶状透明物”。(沈志明:《萨特文集·小说卷导言》)
      更不要说,印度的拉吉夫·甘地和叙利亚的巴沙尔·阿萨德,原本都是志不在当这种“头头”的,他们一个当过飞行员,一个当过牙医,其实也都活得好好的。然而,终于都为了自己家族的使命,而勉为其难地背负起政治的责任,到头来作为短命的或不成功的政治家,上演了令人嘘唏的悲剧。
      其三,相对而言,主要是向后代传授了文化素质,在这种情况下,他们虽然也要吃些苦头,但相比起来,却绝没有前者那么危险。比如:著名的绍兴周家、无锡钱家、义宁陈家,都主要是传递了这种家风。由此,在过去的历史中,就有了许多家学渊源的学者,他们在精神上相对富有,由此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,就有着更令人羡慕的起点。
      在“文革”浩劫之余,我本人什么遗产都没有得到过,只承接了父母的文化或个性倾向,可在人生的道路上,只要社会开始允许向上流动,自己却并未因为这一点,而感到过多大的窘迫与限制。正因此,我才会在父母的碑文上,写下“先考才高,先妣德馨,铸我风骨,永锡祚胤”的字句。由此就更想起,林则徐当年的书房里,还曾挂着这么一副对联:“子孙若如我,留钱做什么?贤而多财,则损其志;子孙不如我,留钱做什么?愚而多财,益增其过。”——说得多好啊!
      其四,同时铺垫出精神和物质基础,让后代在一个较为均衡的平台上,进行较为从容和宽广的发展。这个选项相对而言,肯定是最符合大多数家长的愿望,尽管即使做到了这些,也可能产生新的苦恼——特别是,一旦被上代看好的、视作家族使命的个人前景,并不为下代所认同的时候,那么过多的家业,或过于辉煌的家学渊源,反而会被视作负担或累赘。

   
只有在忧患意识起作用时,一个家族才有可能谈得上继续传承

      坦白而言,即使把上述两种条件,全都努力地往下传递,也不会有永续的家业,那只是人们的善良愿望罢了。凡有成者必然有毁,就像个体的生命总会终结一样,任何家族的历史,也总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偶然性,来打断其本身一厢情愿的、希望无穷延伸的进程。
      曾国藩说过,商贾之家,勤俭者能延三四代;耕读之家,勤朴者能延五六代;孝友之家,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。然而即使是十代八代,也仍属历史中的一个瞬间。
      正是因为这样,在古今中外的作家笔下,从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,到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,讲的都是诸如此类的惨烈故事。也正是出于这种悲剧的意识,那些数不清的红蚂蚁们,才会从马尔克斯的笔下,传来对于人类文明的一刻不停的剥蚀与吞噬声……
      唯其如此,以往的孔府才曾独享过这样的珍贵骄傲:任何帝王家——无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——都只能传承一个王朝,而不会享有永续的江山,唯独出了圣人的孔门,才堪称“万世一系”。只可惜,后来在西方的强烈碰撞下,竟然连孔门也被毁弃了。当然,看看最近来自民间的“国学热”,就会知道对于孔子的尊敬,仍然会不断地延续下去;倒是当年嚷嚷着要“批林批孔”的家族,其威望与名声反而岌岌可危,往往沦为公众的笑柄。
      无论如何,只有在上述忧患意识还起作用时,一个家族才有可能谈得上继续传承。所以,孟子讲的“生于忧患,而死于安乐”,那绝对是至理名言——对于一个个人是这样,对于一个家族是这样,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这样,甚至对于全体人类,也同样是这样。

 
   在中国文明中,家庭的文化功能尤为重大

      所有的文明都不约而同地把“家庭”这个基本社会组织,当做了最小的文化单位,并且基于这个最小的社会细胞,发展出了更为复杂的机构与形态。这显然反映出,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家庭,至少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,具有普适性的社会价值。也就是说,尽管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变体,但是从宏观的视角来看,作为社会组织的家庭,却是经过了千百万年的试错,应着共通的人性与社会需要,而并无例外地逐渐创化出来的。
      当然,在各自不同的人类学语境中,受特定路径依赖的制约,各个文明在不同时间阶段的家庭组织,又显示出相当的“同中之异”。尤其是在中国文明中,家庭的文化功能还尤为重大。因为,这个文明的主导性价值学说即儒学,曾经把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单位,当成了培植与操演仁爱之心的最初场所,从而就当做了体现全部社会价值的基点。
      为了强调这种基于家庭亲情的价值,儒家往往会告诫社会成员说,只要能“老吾老,以及人之老;幼吾幼,以及人之幼”,那么,个人的善良天性就会自动得到启迪和滋养,而社会也就会自动得到和谐的生机。尽管后来历史的事实证明,情况并不如此简单,也还会有各种例外的情况发生,然而这种说法作为一种精巧的道德暗示,还是有效地制造出了人们的文化前理解。
      这是中华文明得以赓续繁衍的关键!由此也就在数千年中,形成了非常丰富的家庭文化传统,表现为作为文明常态现象的“耕读传家”的世系、“富而好礼”的名门等。跟“五四”时代的偏激指责相反,有幸在这种正常文明环境中过活的人们,才是真正的有福了:他们在这样的安乐窝中,既操演了最为严整的礼仪,又体验了最为丰富的人情;由此他们的教育就最有保障,从而对自己的前途也最有把握。怪不得古人要说,“宁为太平犬,不做乱世人”!
      值得注意的是,中国的教育方式通常总是成功的。孩子们不断长大,毫无困难地适应了家庭环境。他们早在少年时代就被纳入到对共同生活所应尽的义务中,对此他们也自愿接受。人们可能常常看到,那些自己几乎还走不太稳的孩子,却已经在照看比自己更小的兄弟姐妹了,从很小就已经在接替父母的某些工作了。家庭亲情就是这样自发产生的,可以说是崇高的,乃至在中国抒情诗中,除了像欧洲常见的那种爱情诗之外,还有表达深切而真挚的父子或兄弟之爱的诗歌,这种感情丝毫不亚于欧洲人至多对心上人才有的爱慕之情,整个生活中都充满了这种依恋之情。为了养家糊口,中国人不得已才到远方旅行,但他的心总是牵挂着自己的家庭和故乡。一旦挣到钱后,他便毫不耽搁地频频花钱买各种礼物寄回家。最后,当他攒够了养家的钱,便返回家乡,不管他去的是南洋群岛还是加利福尼亚,结果都一样。如果他在活着时未能回家,那么他至少会做好安排,让自己的遗体在故乡土地上得到一片小小的地。 (卫礼贤:《中国人的生活智慧》,蒋锐译)
      我曾访问过太湖中的半岛——东山,在那里见识了王鏊所传承的家风。此人生前号称“海内文章第一,山中宰相无双”,他作为普通官僚的后代,经由科举高中而入朝为官,却能在险象环生的明代政治中,激流勇退而荫佑子孙;甚至直到近世,这个东山王家仍因重视子孙的教育,退可以确保家族成员的知书达礼,进可以跟科举制度去构成良性互动,从而保持着家族的绵延与兴旺。这绝对是需要大智慧的,只可惜此间所暗含的智慧内容,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,不然我们至少还会保有更多的文化基点。
      还必须提到,尽管那的确是“特殊主义”的,却又不可否认,中国文化的底气和厚度,大多都保藏在这些传统的世家中。出身于这样的家族,当然更会讲究地“穿衣吃饭”,不过这种“家学渊源”的教养,却更表现在对高雅文化的传承中。反之亦然,一旦荡平了这样的世家望族,自然会使社会更加平均化;然而在这种平均化的过程中,全社会最精致深厚的文化阶层,也会令人惋惜地化为乌有,使整个文明都趋于“粗鄙化”。
      更加重要的是,从生存价值的角度来讲,儒家进一步认为,家庭和家族作为一个放大的、延续的自我,可以缓解和释放个体对于自身死亡的焦虑,而绝不会心存“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”的妄念。换句话说,只要基于骨肉基础的家庭还存在,那么,死亡所带来的人生有限性,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超越——哪怕这种超越仍然难免是有限的,但它仍会带来相当积极的文化成果。
      儒学还非常有道理地认为,人生的快乐不仅在于个人,而且在于人际或人与人之间,于是当然也蕴含于家庭之中。所谓的“吾与点也”,所谓的“孔颜乐处”,都含有这个意味。所谓的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,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。反过来说,一旦失去了这种庇护的安乐窝,个人就会变成孤独的个体,罹患癌症的几率就会增加很多。

    整个社会肌体的萎靡,实则是从家庭细胞开始衰弱的

      只可惜,自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以来,从重新解释的《红楼梦》,到膜拜西风的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,由于受到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冲击,中国社会中压倒性的意识形态,都是在申诉家庭、特别是大家族的负面效应。
      由于这种最基层的社会细胞,已经受到了巨大的致命伤,中国人便误把所谓“易卜生主义”,当成代表先进文化的观念——从此以后,他们都开始变成失去高层价值理性控制的杨朱,就像中国老话所讽刺的,开始“一个人吃饱,一家人都不饿”了。
      而此后的继续革命,则在不断去扩大这种破坏作用。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怀默霆,曾在《中国学术》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,尽管同属于“五四”之后,但由于革命文化的进一步剥蚀,中国大陆的家庭规模与功能,就远比当今台湾的家庭规模与功能更差,尽管后者的现代化程度相形更高。
     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,不顾一切的独生子女政策,尽管可以使得经济数字显得好看,也使得自然生态的压力略微减缓,却在文化生态上造成了严重的影响——甚至,就连大量用来指称亲属的细致汉语词汇,都已经开始被淘汰了,而这原本是中国文化最精微的部分,就像法国人对红酒所拥有的精微的味觉。
      可惜在实际上,没有家庭作为支撑的社会,没有亲情滋养的人际,将会祸害无穷。在当今的社会成员之间,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,这是大家公认的、触目惊心的事实。不过,也许大家还没有想到,整个社会肌体的这种萎靡,实则是从家庭细胞开始衰弱的。也就是说,只有基于反面的惨痛教训,来重新体会儒家的教诲,才会看破当今社会的困局。

   儒家借家庭单位而施行的德性教育,其目标绝不是自私小人

      如果基于上面的论述,那么沿着我本人的生活体验,也沿着儒家的思想原则,就首先应当从思想上澄清:对于家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,其所以要展开学术性研究,并不应当是出于自私的目的,哪怕这种自私的动机稍有扩大,是指若干个共享同一血缘的“自我”。
      尽管往往被歪曲为“特殊主义”的,可儒家借家庭单位而施行的德性教育,其目标从来都指向谦谦君子,而绝不是自私小人。在这方面,应当重申我本人的下述论点:
      “尽管在中西对比的框架下,曾被庸俗归约成‘家庭哲学’,然而说到底,儒学的眼界却决不固执于家庭。相反,《大学》中这个层层外推的同心圆,倒是最为昭然无疑地揭示出——在人格境界渐次拓宽的应然顺序中,家庭之于修身的意义,也会不断地有所转移:若能通过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’的外推过程,顺利获得对于较大共同体的关切,在家庭中焕发蒙养的亲情,固然可以构成推动‘仁者爱人’的道德实践的心理动机;不过,要是因为什么缘故,不能把心胸顺利拓宽到更大的生命群体,那么即便是甚为儒家推重的孝悌之情,照样有可能反而成为人格成长的障碍。” (刘东:《个人认同与人格境界》)
      再联系到我在美国爱默思学院(Amherst College)的亲身经验,又会发现即使在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,也必须受到平权法案的平衡和制约。否则,由高昂教育成本所造成的艰难知识鸿沟、以及由这种知识鸿沟所造成的巨大社会裂缝,就终将使人们一步步地滑向深渊。所以反讽的是,一旦坠入了这种玉石俱焚的总体灾难,那么即使是最自私的人也会深悔:他当年过于吝啬的自利行径,其实根本算不上是聪明的自保。
      此外,保障相当程度的社会流动,也属于一个社会“是否文明”的标志。而在中国历史中,早在科举制形成的隋唐以后,门阀士族就飞入寻常百姓家了,那当然是符合人性的历史进步。在这个意义上,跟“五四”时期的胡乱批判相反,正由于对个人才能与努力的肯定,中国文明在所有的前现代社会中,才是社会流动性最大的、从而最贴近人性的文明。
      可惜,到了如此暴富的今天,我们痛心地看到,来自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孩子,或者出身贫贱寒微的孩子,却反而越来越受其出身的制约了。这种在社会流动性的反向指标,绝对是在大开历史倒车,绝对有违人性的基本标准,也肯定会带来空前危险的灾难!
      实际上,此中的真正关键,还并不在于在现实中是否存在着这种不平等,而在于从理论上能否坐视这种不平等。正因为这样,就必须提出非常诚坦的告诫:我们研究家庭和家族,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公德和公共文化,而并非只是为了满足某个最小社会单位的自私之心。
      当然,一定程度的自卫和自保,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,那是人类个体生存的先决条件;然而又必须记住,恰恰是那种赤裸裸的自私,如果从长远的观点来看,反而是最不能自卫和自保的。正如庄子所说——“大知闲闲,小知间间;大言炎炎,小言詹詹。”(《庄子内篇:齐物论》)
      早在1921年,英国哲学家罗素就曾对他的中国听众说过:
      中国人的爱家心是强烈的,爱国心却是淡薄的。所以,政治社会方都陷于沉痼的状态之中。我以为中国最紧急地需要的,是自动的爱国心之发展,发展于受过教育而且足为人民表率者中,尤为紧要。……假如你们欲保持你们的独立,必须把那对于家族的爱忱,移到国家上面去。家族的团体太狭,不足以适应现代的需要。一个种族,若只图扶助家族,像中国人扶助得那般热烈,那么,就不能发达对于公共事业上的忠诚和热心。近代的国民,不能发达这种忠诚和热心,是难望兴旺的。(姜继为 编:《哲学盛宴:罗素在华十大讲演》)
   
无论你自己的家庭怎么重要,它的内涵也不能无限地膨胀

      由此而辩证地看,“家族传承”这样一个念头,既可以是很有社会责任感的,也可以是全无责任感的,既可以是纯属自私的行为,也可以是出于公心的活动。也就是说,人们完全有可能在谨慎的平衡与制约之下,在一个合理的限度之内,像小心翼翼地维护其他必要的社会单位如社群、民族一样,去充满爱心地来呵护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家庭。
      此中关键就在于,一定要让家庭这个社会单位,跟其他的社会单位,保持一种良性的互动、平衡和比例,从而既保证自己家庭的和谐,又保证整个社会的和谐。在这个意义上,就可以跟着再发挥一句:其实“家族传承”这样的想法,既可以是很有文化意蕴的,也可以是毫无文化可言的。
      而社会所希望达到的“和谐”,也绝不是建立在噤口不言上,而是要建立在社会成员的诚心“互馈”上。我们的先人早就看到了这些,因为那几乎可以算是一种社会“本能”:
      曾子曰:“敢问何谓七教?”孔子曰:“上敬老则下益孝,上尊齿则下益悌,上乐施则下益宽,上亲贤则下择友,上好德则下不隐,上恶贪则下耻争,上廉让则下耻节,此之谓七教。七教者,治民之本也。政教定则本正也。凡上者民之表也,表正则何物不正。是故人君先立人于己,然后大夫忠而士信,民敦俗璞,男悫而女贞。六者教之致也,布诸天下四方而不窕,纳诸寻常之室而不塞,等之以礼,立之以义,行之以顺,则民之弃恶如汤之灌雪焉。”
      夫温良者,仁之本也;慎敬者,仁之地也;宽裕者,仁之作也;逊接者,仁之能也;礼节者,仁之貌也;言谈者,仁之文也;歌乐者,仁之和也;分散者,仁之施也。儒皆兼而有之,犹且不敢言仁也。其尊让有如此者。
      公曰:“何谓贤人?”孔子曰:“所谓贤人者,德不逾闲,行中规绳,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,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。富则天下无宛财,施则天下不病贫。此则贤者也。”(《孔子家语》)
      必须记得,尽管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,可它又是最微小的社会单位。正因为这样,无论你自己的家庭怎么重要,它的内涵也不能无限地膨胀。如果某个家庭盖过了社群,就使得社群里的其他姓氏,乃至出了五服的本姓后裔,都成为事实上的“家奴”;进一步说,如果某个家庭盖过了国家,则国家就沦为“家天下”,就成了专制主义的代名词。
      更进一步说,我们就此所付出的心力,还不光要维持人际之间的和谐,包括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和谐,还要让我们的家庭,去协同其他的社会细胞,一起维持它们跟自然之间的和谐——而这就要涉及晚近兴起的动物伦理和生态伦理了!也就是说,即使在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单位,也必须具备“民吾同胞,物吾与也”的道心,也必须培育“廓然大公”的德性。
      唯其如此,对于家族文化的重新与重建,才是符合时代潮流的,才谈得上是从社会细胞的水平上,最终恢复和强化固有的文明肌体,从而让我们的社会,重新步入良性和永续的发展轨道。
      最后,还想再来发挥这样的畅想:作为传统文化的有机部分,一旦中国独特的家庭文化,能够创造性地重建与发挥,那么就存在这样的可能:它无论作为生活单位,还是作为生产单位,无论是作为血缘关系,还是作为协作企业,都有可能在现代性的激发下,焕发出新的制度灵活性,从而创造出迥然不同于当今华尔街的中国企业文化。也就是说,它也许会不再鼓励短期行为,从而更加注重长线投资和珍惜宝贵资源,它也许会不再产生纯粹的食利者阶层,从而号召共同操劳、坚守和承当,从而真正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、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之路来。
      果然能做到这些,则我们将要进行的家庭文化研究,便无论怎么去高度评价,也都并不过分。(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、国学研究院副院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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